做完了承诺给学生的《房地产法田野调查文集》。连夜的送到双流新校区。等最后一班校车回城。到家十点半。我觉得想做的一切都做好了，其他的不作也已经不那么重要。现在死去，简直也没什么遗憾。因为这个，我在10日缺席了曹老师让我和他去灾区考察的计划。深深的困倦。

导师制的学生，07级的，一个民法不及格，满含怨恨地给我打电话。另一个据说院团委都很器重的孩子，就是那个发短信问我捷径的男青年，说孩子，其实也都不小，20了，是我大学毕业工作的年纪，民法考得勉强及格（我发现院行政和老师常常看法不一致，这个做卷子一塌糊涂的大个子男孩，还是院团委书记心中的学习委员）。只有48人的一个班，有5个人必须补考。婚姻法是开卷考试，我也破例地判一个学生不过。房地产法课，到文集付印，终于彻底结束。其中有几个优秀的学生，又让我觉得自己在文集的《序》和《后记》写得不够认真，至少衬不上本来起意的那份心。说印数的时候，几次三番考虑要不要给那些长期逃课的学生也印上几份，以示平等或对学生的耐心。-----就当从没有教过这门课也罢。反正以后也不可能在教。

徒客这个小姑娘在为我担心，好意送了韦伯《学术与政治》给我。提醒我还是要努力做做学问，像我的老师徐国栋那样，有学术的专注和激情。她问我，你看你平常都在想些什么。只有随老师以为我是个好老师，实际上我在学院里是不出彩的一个。既不孤傲，又不偏激，亲和有余，强硬不足。学生常对我谈说某某老师很有思想----讲课真是精彩。有思想？我在心里也便开始怀疑这个词------主要是为了不怀疑自己的缘故。

没有什么剖心剖肺的朋友。对于我这样的人，放心地找到这样的朋友，是没可能的。于是周二中午在奇怪的情境下哽咽着说出了一番晦涩而又艰难的话，几乎要要了我的命。然后一直想找个机会委屈地大哭。在昨晚的梦中，便果真如此了。碰见久未谋面的故人，却在一大堆人群的监视之中，不能交谈，看他黑了瘦了也老了，和我一样。有一瞬，他暗暗用指端托住我的头，在众人的睥睨之下。然后消失了。很多人都在找他，我也在找，但又不能表现。感觉自己感冒，发烧头疼嗓子嘶哑，为了掩饰心中的悲伤和焦灼，用力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，是大学时的室友。力所不逮，无助地站在一个枯井边。马上就要在梦中昏倒的样子。

“春日树梢筛下的阳光里，掩埋在你的温柔下，我是如此软弱无力
倦于同你交谈，彼此陷入沉默。取代火炉的电热器红红地燃着了 
地下爵士喫茶店里，作着恶梦一般，无法改变的我们任由时间自流而逝

空余我一人的屋子里，翻见你最爱的Charlie Parker，几乎要忘了我自己
看到变得这样不堪的我你一定也吃了一惊吧。她现在还好吗？好久以前的事了呢
春日树梢筛下的阳光里，掩埋在你的温柔下，我是如此软弱无力”

---------------------

如果我在2009年成了副教授，或者我就也有思想了？
如果我也考取一个博士，花我没有力量赚取的保命钱去拿这个文凭，是不是我的职业会比现在感觉更堂皇？

这样无聊的问题，让我深深地困倦。于是觉得，实际上平庸地度过一生，并不比激荡的一生更可耻。